傅伯杰：十位院士忆高考(2)

就在高考结束、考生交完试卷准备走出考场的那一刻，我不由自主地拍了一下桌子并大喊一声：完蛋了！

当时，周围的人对我的这一举动感到很诧异，但那却是只有我自己才明白的一种发泄——在高烧下完成的这次高考让我感到十分糟糕和失望。

不过，通过事后分析我才知道，在那次考试中，试卷上比较简单的一些考题我做错了，反倒是那些难题做对了。

吴岳良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理论物理学家

1978年7月在江苏参加高考，1978年10月进入南京大学学习

记得高考的那几天，1978年7月20日至22日，天气非常热，我的语文老师给了我一条毛巾。政治考题我是一口气做完的，考场监考老师看我写完后立即给我擦汗。

印象最深的是物理考试，考后对答案时我有一道题的答案跟所有人都不一样，那是一道20分的大题，涉及力学和电学知识，最后应该是我的答案正确，因为我的物理考了96分（满分100分）。

最终，16岁的我以全县最好的物理成绩考取了南京大学。

段树民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神经生物学家

1977年12月在安徽参加高考，1978年2月进入蚌埠医学院学习

我记得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是二选一：1.科学有险阻，苦战能过关（源于叶剑英诗句）；2.紧跟华主席，永唱东方红。我选了第一个题目，作文里举了陈景润攻克数学难题的例子。

我觉得自己的强项是数学，但下午的数学考完之后却感到很沮丧，因为有不少题目没做出来，当时甚至想放弃第二天的考试，但家人鼓励我忘掉考过的科目，避免不良情绪影响到后面的考试。

最后的政治考试好像比较轻松，有意思的是有一个题目是默写毛主席的语录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，这段语录是当时在校学生经常要唱的歌，我当时就在心里默默唱着这首歌写出这段语录。

后来还听说有的考场教室的墙上就贴着这段语录，乐坏了那些考生。

傅伯杰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自然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家

1977年12月在陕西参加高考，1978年2月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学习

1977年12月，第一门考的是数学。我所在的考场大约有50人，我的邻座是位66级“老三届”考生，他一见我就问：“学没学过数列极限？”

极限理论是高等数学的基础之一，而我们在高中甚至连三角函数、立体几何都没有接触过。我只好苦笑着说“没有”。

恢复高考第一年，各省份采取自主命题的方式。陕西省数学卷比较有难度。好在政治、语文和物理化学考试没有太过“为难”我们。

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就在考完数学后，下午参加政治考试的学生人数足足减少了近三分之一。我所在的考场，最终完成全部四门考试的人数在60%左右。

或许是考试时留意到我的答题情况，监考老师在考完最后一门考试时单独通知我，让我作为该考场的代表参加教育局、招办举行的考生座谈会，提供针对此次考题的一些反馈。

杨德森
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水声工程技术专家

1977年12月在黑龙江参加高考，1978年3月进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学习

那年黑龙江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《每当我唱起东方红》。我想起夏天在《人民文学》上读到过冰心的散文，于是化用了其中的一句话：每当我唱起东方红，“纷至沓来的思潮，把我像一叶扁舟漂起在浩荡无边的感受大海之上……”

有趣的是，这篇作文让我成了一个“隐形”的名人。

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参与了高考阅卷，也常在私下议论考卷上的名句佳篇。我的作文是讨论的一大焦点，有人说通，有人说不通，还有人读出了一些特别的况味。

当然，他们都不知道是我写的。我就想，既然我的考卷给老师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，没准儿我还真能考上。

瞿金平
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轻工机械工程专家

1977年12月在湖北参加高考，1978年3月进入华南工学院学习

1977年12月6日，我早早来到设在黄梅县一中的考场。几门科目答得都很顺手，没有不会的题目。但交卷后就懊丧了，数学、理化都有不该错的地方出了错，粗心了。

考试结束后，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特意问我语文的考试情况。当年的语文考题重头在作文，题目叫《学雷锋的故事》。他问我怎么写的，我说：“简单啊，我天天给大队发电、维护线路，还给乡亲们装灯泡、修喇叭，做了很多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事情，我就是在学雷锋，我写的我自己。”

当听说我是以第一人称写的，老师说：“你‘翻题’了，应该以第三人称写别人的记叙文嘛！”

作文“翻题”基本就没戏了，当时我就打好主意第二年再考。

1978年春节刚过不久，爆竹的味道还没完全散尽，一天，大队通知有我一封信去取——原来寄来的是录取通知书。

1978年，我成为恢复高考后我们村的第一批大学生。当然，有一点非常肯定，我的作文没“翻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