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春天：那年春天

那年春天，我二十七岁，依然小姑独处。非但红鸾未动，甚至一点迹象也没有，母亲着急得不得了，四处请托亲友代为留意。逢人便说，只差没担着到市场上论斤叫卖了。于是，职业的或业余的媒公、媒婆摩肩接踵，几乎踩平了我家的门槛，大规模的相亲活动就此展开。

相亲对我这样一个自命文明的女子而言，简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。然而，母亲说：“有本事自己找，没本事听我的。”

而我，确实也没有什么本事。谈了一场恋爱，差点没把小命搭上。我在处理感情问题上是标准的低能儿，逞什么英雄呢？于是，每逢星期六，我便奉母命由上班的台北风尘仆仆回到台中，准备应付星期天一至二场的相亲活动。再雄姿英发的人沦落到了这种地步，也只剩穷途末路的悲哀。我似乎慢慢能体会项羽自刎于乌江时的心情，只有拿“此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”来聊以自慰了。

一些委屈、一些憎恶，更多的是地老天荒的绝望。用这样的心情上阵相亲，两军短兵相接，自然伤亡惨重，常要杀得对方片甲不留、铩羽而归。几次下来，弄得几乎不可收拾。母亲大表不满，口头警告不足，继而勃然色变。我一来慑于母亲的震怒，二来也反思如此波及无辜，有伤温柔敦厚之旨，遂稍稍有所收敛，况且，凡事熟能生巧，也逐渐琢磨出以平常心来对待的方法。

一个星期日的早晨，例行的相亲活动。

我坐在屋里发呆，春阳一寸寸在落地玻璃门外移动着，直到大队人马逼走了地上的春阳，我才回过神来。因为经验丰富，我很快地从人群的肢体语言里判断出当事人。高瘦清秀的男子，正半弯着身子在门外脱鞋，手里拎了一个包袱。我一下子就被那个包袱所吸引，差点没失声大笑起来。从包袱的形状来看，里面似乎是一盒饼干或蛋糕之类的礼物。但是，用大手巾包裹金鸡饼干盒的行为，不是古老的、属于我奶奶那个时代才有的事吗？男子看来也和那个包袱一样，很传统的样子，西装笔挺，黑框的眼镜方方正正地架在鼻梁上，带着一点乡土气的斯文。我飞快地在心里把他否决了。谁愿意嫁给一个奶奶时代的人？

进门之后，那个滑稽的包袱被端端正正地摆在我和他之间的茶几上。因为无聊，我便很仔细地研究了一下那条大手巾，上面是一株松树，松树下有只白鹤，上面写着“松鹤延年”四个字。鹤的脚细细的，脖子长长的，嘴巴还是红的。我觉得可笑极了。一个穿T恤、牛仔裤的新派女子被介绍给一位穿西装、打领带，手上还拎着“松鹤延年”布包袱的旧式男子，岂不是一个大笑话。

两边人马言不及义地彼此寒暄着。由天文谈到地理，由地方建设谈到登陆月球，大伙都在脑海里极力搜索共同话题。饶是这般，谈话还是屡屡形成中空状态，这时，大家或龇牙咧嘴，相对微笑；或彼此举杯，作认真品茗状。幸好这类场合，总不乏能言善道之人，在短暂的停顿后，马上又机智地推出新话题。圈子这么小，谈来谈去，总可找到一些共同认识的朋友，牵来扯去，藕断丝连，头脑稍不清楚的人，很快便会陷入这纠缠不清的人际洪流里而变得语焉不详。

男子不是个多话的人，看起来很沉稳。偶尔礼貌地提出一些其实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应应景。譬如“什么学校毕业啦”“在什么地方上班”“忙不忙”“平常做何消遣”等，应对还算得体。

然而，当时的我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人，总觉得正经八百地穿西装、打领带来相亲的人太土了，别提其他的，就冲着那条松鹤延年的大手巾，我就认定此人趣味不高。然而，母亲的想法显然和我有一段距离，是那种“丈母娘看女婿，愈看愈有趣”的表情，我在心里暗叫不妙！

果然，谈话接近尾声，来人客气地起身告辞，大队人马才走到落地玻璃门外，母亲便迫不及待地询问我的看法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母亲已然开口：“如果连这个人你都看不上眼，以后看谁还理你！别以为自己条件多好，你都二十七岁了……”

必须加以说明的是，在我们家多年来的强势领导下，母亲的喜怒哀乐已主宰着全家人的情绪，在她面前，我是不敢太放肆的。但是，身经百战后，我心里亦不无怨言。打从相亲开始，或许是嫁女心切的缘故，一向要强的母亲，忽然一反常态地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姿态来择婿。但凡来相亲的男子，她几乎没有一个不满意的。讲话结巴是忠厚老实，言辞轻浮是活泼有朝气，矮人聪明，胖子富态，长相古怪的人命好，必欲嫁之而后快的心态，使我敢怒而不敢言。我正想以“哪一个来相亲的人你不满意”来顶嘴，忽然隐约地听到门外媒婆低声问那位男子：“要不要带小姐出去走走，进一步认识认识？”

那位男子用很低却很肯定的声音说：“不用了！不用了！”

这样的回答对母亲的打击远比对我的伤害还要大。我向母亲耸了耸肩膀，做出“你看！可不是我说不要的，人家也不满意我”的表情，母亲的脸色明显变得难看起来。

虽然双方皆无意，然而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在这种状况下，当事人的意见终将变为最微弱的声音。不由分说地，两个心不甘、情不愿的人还是被送上了一辆亲友的汽车。汽车开到台中公园附近把我们倒了出来，两个人就站在马路边，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

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，好歹都得继续演下去。既然两个人都没有心理负担，事情倒又变得简单起来了。搅和了一个早上，这时候才真有些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共识。我想起不远处的图书馆似乎正展出南张北溥及黄君璧先生的画，于是提议前往。没想到很快获得同意，两个人边看边聊，我当时年轻气盛，仗着在杂志社做了几年事，世面见得不少，自认对画的了解还不差，便在他跟前大放厥词。这人倒是绝，一路上默不作声，只是适时地点头微笑。我只当他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对文学、艺术一窍不通，干脆藏拙，哪里知道，他是真人不露相，不但浸淫甚久，而且可以画上几笔。我那天算是班门弄斧，这是后来才晓得的。

在西餐厅用过简单的午饭后，二人都无心继续，便分道扬镳。分手前，他说：“你可不可以给我你台北的电话，我有空去找你？”

我心里窃喜，女人家虚荣的毛病又充分暴露出来。我可以不喜欢他，却希望天下人都爱我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整个春天都快溜走了，这个人再无任何消息。开始时一点点不足为外人道的期盼，也在忙碌的生活中很快地被淡忘。我仍然和以前一样，一边舔着旧伤，一边行尸走肉般相着亲。

一个没有安排任何相亲活动的星期天早晨，我在台北租来的小阁楼里，正和一大堆脏衣服做殊死战，电话铃响了。居然是那位“松鹤延年”的男子，他期期艾艾地邀请我和他共进午餐，我犹豫了一会儿，随即很快地在两盆脏衣服和一位沉默的男子间做了抉择。

那天，我穿着一件宽松的鹅黄色洋装赴会。进了餐厅，我看到男子的眼睛亮了一下，说：“喂！你今天跟相亲那天看起来很不一样，我喜欢这件黄洋装！”

我愣了一下，感觉啼笑皆非，这样的话算赞美还是讽刺？我笑着回答：“原来你喜欢这件黄洋装，早知道包好了让别人拿来就好了。”

很多事都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如果早知道了，恐怕事情都将改观。这位貌似忠厚的男子原来并不像外表那般老实。当时，他同时和其他三位也在相亲的女友周旋。那天，他原是约了另一位教书的女友，谁知信件给耽误了，伊人没有及时收到，竟回南部去了，其他两位女友也正好都出去了。从桃园专程北上，就这样孤零零的，心有不甘，于是，电话本翻呀翻的，突然看到我的电话，就这么阴错阳差地，两个人的命运都改变了。

为什么要了电话号码却许久不来约我呢？我一直纳闷，很久以后，他才轻描淡写地解释：“哦！要电话号码只是一种礼貌罢了，给女士的虚荣心一些满足呀！当时，凭良心说，我是没想再去约你的。你太瘦了，而且，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喜欢温柔一些的，文文静静，不要有太多意见的，而你，太嚣张了。”

我气得哇哇叫，可惜为时已晚，在相亲那年的冬天，那位男子，第一次见面时拎着布包袱的那位，已糊里糊涂地成了我的丈夫。

多年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了那位男子三十岁时的日记，正是我二十七岁那年的春天。日记上工工整整地画了张图表，表上列着他同时交往的四位女子的芳名，名字下是品行、个性、家世、学历、生活情趣、习惯等项目，逐项计分，很是科学，而我名下的积分居然是四人中最低的。我联想到那年春天的种种委屈，不禁悲从中来，痛哭失声。这张表对我的意义是，那位男子在其他三处被判出局，才轮到我接收。

“我才不要别人挑剩的。”我愤恨地说。

男子依旧慢条斯理地安慰我：“不是这样说的。应该说，这种科学的东西看似科学，其实最不科学。有时候人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。”

这番似是而非的说辞听起来颇富哲理，何况也为我扳回了面子，我于是回嗔作喜。虽然没有王子和公主那般罗曼蒂克的故事，两个人却也从此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。